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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片,把握中国物流的变革发展脉络(上)

[罗戈导读]赋闲在家多日,刷剧效率是最高的,非红向你推荐看过的这部《中国物流变迁史》,总共8集,每集未超半小时,画面算不上清晰,但对中国物流的古今变革发展脉络还是讲述得比较清晰的。

赋闲在家多日,刷剧效率是最高的,非红向你推荐看过的这部《中国物流变迁史》,总共8集,每集未超半小时,画面算不上清晰,但对中国物流的古今变革发展脉络还是讲述得比较清晰的。

关于历史影片,大家有空可以自己看,链接附于文末[阅读原文]按钮,本文非红结合物流经验帮你理一理思路,品起来或许更有趣味。


粮仓——备战与备荒

现在我们所说的物流,核心还是仓储和运输,而仓储制度最初开始于粮仓的建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大到对外族的战争,小到诸侯之间的争霸,都必须有稳定的后勤做保障。因此粮仓堆满了是才征战取胜的条件,历史上很多的战役失败都跟粮仓被烧、被劫、或者被围困吃光了直接相关。

从很早的时候起,古代中国的人民就知道了把仓库的结构设成圆柱,能够用更少地方存储更大容量的粮食;仓库的设施要能通风和防虫鼠害,以便更好地延长存储时间;实行“先进先出”让陈粮优先出库、防火防盗等现代依然关注的仓库管理基本要求。

由于古代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国,而务农就免不了碰到干旱、洪水等灾荒,地主家有余粮还能用仓库存起来应对灾年,而农民受灾时难抗风险,容易发生饿殍遍地、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或者穷人联合起来打劫富人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从战国时李悝在魏国所行的平籴开始有备荒,到西汉著名的历史人物桑弘羊建立的常平仓制度,都是对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做法的改进。目前我国的粮食储备机制依然沿用了常平仓的核心方法。

常平仓不仅是在丰年收购粮食用于荒年赈灾、青黄不接时平抑粮价,还有仓储管理的细节,比如说仓库的出库量跟入库量控制,以确保陈年粮食不至于存放到变质还没出库,而库存量保持足够以让社会“仓廪足,知礼节”,甚至具备对匈奴等草原民族发起反击战的资本。

据说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执政总统罗斯福了解到古代中国的常平仓制度后大受启发,专门派人研究,将常平仓思想引入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漕运——王朝生命的主动脉

大家知道东都洛阳、西都长安,长安和洛阳都是十三朝古都,并且多个朝代的中心均是前期在长安,中后期迁都洛阳的。长安,位于关中大地,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洛阳,位于黄河下游,资源丰富,地形平坦,是重要的粮仓和钱袋子。根据主流的学术说法,往往都是一个王朝打江山的时候,前期总是靠军事集团来解决的,就是跟随开国皇帝征战南北的那些兄弟和他们的家族。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老大总是要给兄弟们打鸡血,各种封官许愿,比如隋唐的关陇贵族,他们居住在关中大地,其势力范围也在此,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所以,周、秦、汉、唐一开始皆定都在长安。

到了王朝中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要想国泰民安就必须发展经济,经济需求超过了军事需求。长安已经无法达到统治者的期望,而中原资源丰富的洛阳正好满足条件。另一方面,政权已经巩固,皇帝也不想天天被军功集团包围,要给帝国输入点新鲜血液,就得从民间选拔精英。而中原是经济中心,那边有大把的人才,于是像隋炀帝和武则天,为了培养自己的班底,都放弃了长安,迁都洛阳,用科举制度选举人才,让帝国重新充满活力。

其实从古代物流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另一条迁都的理由。如上图,黄河自西向东流,长安在上游,洛阳在下游,而且中间隔着一个著名的壶口瀑布。前面我们讲到,古代政局稳定最重要的条件是粮仓要满,当一个王朝从兵家重地长安建立后,随着休养生息年份的增加,人口会越来越多,要满足大家的口粮必须从粮食主产区——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运过来。而水运无疑是成本最低、运量最大的运输方式,这就是古代的漕运。

用河道和海道,通过船将粮食从主产区运往王朝的行政中心,满足都城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的需求、这就是古代的漕运,都是属于官办的业务。

问题来了,船从下游的洛阳逆流而上,运粮食到上游的长安,时间久难度大,况且经过壶口瀑布时船不能直接通行,必须先将船上的粮食卸下来,通过人工搬运,肩挑驴拉才能从谷底上坡,到达高约150的龙王坡后,换另外的船才能继续往上游运粮到长安。中间一卸一装的搬运成本、损耗及可能存在的猫腻,也是巨大的。所以从节约物流成本和流程理顺的角度,历代王朝大局稳定后从西都迁到东都,直接住在产粮区,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除了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中国四大古都还包括南京(古称金陵、建康、江宁、应天)以及北京,而这两个地方是不跟黄河连通的。因此,建都南京和北京的王朝还不得不打通黄河与淮河、长江的水路(上图红线),甚至单独修筑一条南北运粮的大运河。

古代在哪里定都,相当于现在的供应链网络选址项目,可是与现代发达的交通相比,古代选定的网络节点之间不一定是通畅的,就像运河需要凿通一样,是非常耗费国力民力的事情;而且水道年久会淤积,定期疏浚也要劳民伤财;漕运在各个王朝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京城要收1万石粮,发粮时可能要发10万石,除了合理的损耗、正常养活运输产业的人以外,其他都成了“漕运使”、“漕运总督“这些肥差花天酒地的资本。官办漕运的剥削与底层人民的艰苦是各个朝代常见的底层冲突,最激烈的莫过于隋炀帝征发几百万民工开凿隋唐大运河,把国运都耗尽了。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但隋炀帝却背上了亡国昏君的骂名,运河的好处被后续的几个朝代享受了。这就如同上了一个超出自身能力的供应链网络规划项目,过于超前而早死早超生了。


驿站——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流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这是陆游在驿亭之外的断桥旁边咏梅的名句。驿亭或者称置亭,在古代是驿置邮亭,即传递文书信息的驿站,最早发展自先秦时期设立的邮驿,隋唐时期,邮驿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遍行全国的邮路。

邮驿的设置主要用于传递军报和地方官的奏章,是政府主导的机构,虽然养活这个庞大的机构主要是在通讯落后的时代让统治者能快速收到天下的最新情况,但邮驿的作用其实并不仅限于信息流的传递,“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是用800里加急的最高运送等级来快递新鲜水果的经典案例。

当然,八百里加急传递是会跑得累死马的,除非军情特急或皇帝命令,否则驿站负责人绝不会主动做这种损伤自身运力的行为的。除了国家发的工资,这些每隔二三十里就设有一个的古代驿站还会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提供来访官员途中休息、换马的服务,驿站负责人的各种资源在当地算是很丰富的,自然也会想出各种“增值服务”来增加收入,比如开拓民间物流业务。

有人要说了,古代相当于快递公司的不是镖局吗?怎么成邮驿了呢?这个只能说……江湖片看多了,现实中的镖局出现得很晚,是在清朝工商业发展起来后,帮巨商大贾押运货物,还兼营看家护院、守店值更等业务,因此从运作形式上说,镖局更像是当下的保安押运公司。

直到乾隆年间,为了满足现实需要,并使镖局便于管理,才开始有了官方认可的镖局,而更早更长的时间里,民间快递都是主要依靠驿站来操作的,毕竟驿亭更像快递站点,还握有运力(马匹)资源,只不过民间物流业务量不够大,邮驿的主要收入依然是靠政府经费。这个由王朝维持的庞大快递组织由于信息灵通、拥有地方上的资源,特定情况下还会变成推翻王朝的破坏力,最著名的就有两位,一是拼了命的刘邦(八年驿亭的亭长),二是下了岗的李自成(银川驿卒)。


丝绸之路——并非由商流主导的路

这几年重新焕发生机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在古代中国其实并非因为丝绸卖得好,而专门开辟的物流通道。它跟茶马古道不一样,茶马古道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是通过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

跟茶马古道不同,丝绸之路至少有三个显著的区别:

一是民间跟官方的区别,茶马古道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商道,而丝绸之路则是起源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二是线路上的区别,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滇藏线和川藏线(规模最大),是西南各地通往西藏途中高山深谷间的路,甚至到西藏后经喜马拉雅山口还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丝绸之路以西汉时的首都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延伸到中亚、西亚。

三是商贸与军事的区别,茶马古道是从西南区域将种植的茶叶运往西藏、用于制作酥油茶,帮助缺少蔬菜的高寒地带人民消解油脂(当然还有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货品),而内地缺少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用的大量的骡马,于是两地互市,形成的商贸通道。再来看丝绸之路,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出口销售丝绸,因为最初还没有西域的客户,汉武帝主要是看到粮仓满了,希望武力解决经常来侵扰的匈奴,于是让张骞去说服西域各小国(如月氏)来策应,结果月氏国不愿意跟西汉一起对付匈奴,但有心的张骞顺路把西域各国的情况摸了个遍,还找到了比匈奴人的马匹还高大威猛的马种,让西汉增强了对付匈奴的战斗力。

西域小国的宝马要进口,西汉王朝也得用名贵的特产来换吧?什么产品最宝贵呢?华丽的丝绸!它不光换来了好马种,也令西域各个小国被西汉的强盛所吸引,前来拜见大哥,这让汉武帝西征匈奴的条件更加成熟(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随着丝绸和宝马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西域几十国的特产也流通起来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在《汉武大帝》电视剧里也看到了,西汉干掉了匈奴,甚至打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去了,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这条通道的安全。虽然后来改朝换代偶有中断,但始终仍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而今天的我们有幸见证丝路重新焕发生机,真正成为新的国家战略和物流通道。


朝贡贸易——走出一条国际海运线

纵观各朝史书记载,中国皇帝最得意最荣耀的一句话,大约就是“八方来贡 ,万国来朝”。即便是经营困难的朝代,也喜欢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宋代以后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的贸易。源于宋代市舶司的“抽买”、“抽解”和“进奉”。对海舶输入商货中的禁榷品,由中国政府全部收买;对非禁榷品,除抽分一部分外,又收购一部分,其余允许民间买卖。收购的部分,除供宫廷消费和赏赐外,也有再行出售的。朝贡贸易是海禁政策催生的产物,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官方贸易,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就是亏本买卖。

中世纪以后,虽然中国在政治文化上于世界渐渐失去影响力,但“朝贡”却一度发展到高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迅即派出使者出使周边邻国,如朝鲜,日本,占城,安南等国,通知诸国”明继元统“,宣扬大明国威。朝鲜,日本等国纷纷遣使进呈贺表以示臣服,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篡位后,派郑和七下西洋(据说要私下寻找可能逃往海外的侄子建文帝),出访国家遍布亚洲和非洲,中外交往盛极一时,大明国威“声闻四海”。

为了”宣扬国威“,郑和船队的出征规格都是远超当时世界标准的。造的船达到了木头最大可承受的极限,行驶的距离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不到20年的时间内跨越了半个地球,还能灭海盗、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出口的精美瓷器等货物让沿途各国都如获至宝……总之,郑和把明帝国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之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当然,由于明朝与东南亚、非洲各国悬殊的发展差异,郑和的船队不可能像现代海运物流一样,正程和返程都尽量满载,通常只能带回一些动物毛皮、角等特产,不过商贸活动和物流成本并非郑和考虑的主要问题。他跟陆上丝绸之路的张骞都对国家的贡献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朝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

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得比较晚,于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但事实上从先秦时代就已开始,鼎盛时期是宋元,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扩展至全球然后由盛转衰。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正在实践中,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最终将实现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

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中国的物流发展也还在进化中,历史路漫漫,物流上下而求索,一直走到现在,走向未来。

中国物流的变迁史先讲到这里,非红只讲了一半,还有下半部分更精彩的变革史,正在写作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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