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闭市63天：7000家商户的挣扎与自救

凌晨三点接到那通电话后，52岁的水果商人林子聪再也睡不着了。

“老板，新发地门口被封锁，我们进不去了。”员工在电话里大声喊道。

在新发地市场，凌晨三点是交易高峰。以往这个时候，员工会打开冷库，与前来看货的采购商谈好价格，然后把进口水果装上对方的货车。但此刻，新发地的大门却被封住了。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随后的两通电话，让林子聪确认了那个让他害怕的事实：新发地被封了。

6月13日，因为从切割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北京新发地市场宣布紧急休市，包括商户、员工以及新发地工作人员在内的11700多人被紧急隔离。

像林子聪这样的商户，新发地市场有7000多家。在闭市的63天里，他们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收入来源：有水产商户价值3000万元的进口虾被封，有身背数十万贷款的司机在隔离的房间里咆哮，也有商家因为单月亏损500万被迫裁员。

在经历了28天的人员隔离和63天的闭市后，新发地终于在8月15日部分解除封市，恢复了主市场铁路以南的营业。

亿邦在走访新发地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对复市抱以积极的态度——市场组织了不下4次的动员会，3家商户自筹300万鼓励采购商采货，早晨10点的冷清也渐渐被堵塞的货运车长龙所取代。

63天里，有人离开、有人挣扎、有人自救。对很多商户来说，有着32年历史的新发地市场，是他们的襁褓、摇篮、饭碗，也是归宿。

 “隔离28天后，我转行了”

黄子非，40岁，货车司机

7月10日，我结束隔离回到新发地。找到自己的车时，荔枝已经散落了一地。车底的滑道也全都断了，冷柜被捅了一个大窟窿。我特地查看了周围的车，发现其他车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据说销毁货物时，都是大型车作业，磕碰很常见。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给新发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方告诉我，赔付2000元或者等待协商解决。我估算过，换二手柜至少得45000元。我的意思是，赔付35000元，自己再掏10000元修修就好了。协商之后，新发地赔了我20000元。

货车是2017年4月份买的，因为做生鲜水产赚钱，我配成了冷柜车。光是冷柜，就花了9万多，再装上车头和挂，总共小80多万。车子是贷款买的，首付家里帮忙凑了凑，掏了不到40万。好在这两年行情不错，再加上常年工作满负荷，两年我就把贷款还清了。

没想到，我和疫情完美撞上了。6月11日晚上，我从广西拉了一车荔枝过来，第二天白天卖了半车，原计划6月13日就能把剩下的卖光。

我和另一个同事6月12日晚上在车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6点醒来时，发现没有人卖货。按以往的经验，凌晨2点到中午12点一直是交易高峰期。一下车，老板坐在车旁边对我说，市场被封，走不掉了。然后他掏出手机，给旁边的商户挨个打电话。我抬头扫了一眼，市场门口果然被封了。

当天晚上9点，来了一辆大巴，把我们带到酒店。就这样，开始了长达28天的隔离。

对大部分司机来说，货车几乎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我的小孩16岁，正在读高中；老婆操持家务，全家一个月的开销最少五六千。虽然每个月收入不低，但只有车子跑起来，我才感到踏实。一个月不跑车，对很多司机而言，压力都是巨大的。

被隔离的时候，每天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出去。我记得很清楚，隔壁房间有人压力大到朝窗外大喊“我要出去”，一次喊十几分钟，连续喊五六天。工作人员常常跑上来，去隔壁安抚他。货车司机就靠车养家，一个月车贷一两万，我很理解他的心情。

隔离之后，我回到老家辽宁，把冷柜卸了放在停车场里，换了一辆车，就在家附近拉拉沙石料，勉强维持生计。疫情来了，进口的水果生鲜生意都不好做，短期内我应该不会碰进口水果了。虽然拉石料赚得少，但只要车在一直跑，我的心里就踏实。

“3000多万元的虾就是现金”

黎书新，55岁，进口水产商

隔离期间，我冷库里价值200多万元的厄瓜多尔虾被销毁了，好在新发地全额进行了补贴。其实我要面对的是更大的损失，因为从新发地开始，有些生鲜逐步在全国被禁售了。

我记得很清楚，8月13日凌晨3点，西安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二哥啊，坏事了，西安有鲜虾检测阳性，你把货赶紧拉回去吧。”当时司机快到西安了，我赶紧打电话，让他回北京。司机不愿意：“老板，我跟接货的人都联系好了，怎么说回就回呢？”最后我给出了来回的运费，还多加了几百块钱，对方才勉强把车开了回来。

挂上电话，我再也睡不着了，走到客厅里，一根接一根抽烟，巴掌大小的烟灰缸很快就堆满了烟头。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看了下手机，正好是凌晨五点，一包烟全抽完了，胸口闷得慌，我只能跑到小区旁的公园散心。

新发地商户里，我是比较早知道疫情的。6月12日上午就出现了第一例病例，牛羊肉商户首先被隔离了，然后是生鲜商户。晚上11点，交易完全中断，采购商进不来，人也出不去，尤其是刚刚完成采购的商户。为了避免感染，几千人被分散在新发地广场的各个角落。随后的28天里，这些人被送到酒店、度假村隔离，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发地出事之后，7月23日，宁夏出台政策，禁止海鲜入库；8月13日，西安在海鲜里检测出病毒；5天之后，这批虾溯源到了济南，于是当地也出了红头文件，所有来自厄瓜多尔的虾全部下架；接着是山西、兰州。几乎全国的主要市场，进口虾都被下架了。

我没生意做了。

现在我所有的虾都被封在冷库，不能交易。粗略算了下，这批虾价值3000多万，而我在银行还有600万的贷款。

从7月14日隔离结束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从160斤降到了145斤。今早起床只喝了一杯豆浆，啃了半根老玉米，接下来一天没吃东西，根本感觉不到饿。随之而来的是烟瘾越来越大，以前一天抽两包，现在翻倍。因为平时话比较少，我现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新闻，然后一个人抽烟。

我今年55岁，从18岁开始做水产生意，现在一年的流水有一个多亿。做生意30多年，我不是没经历过风浪。2008年进口虾价格倒挂，虾一进市场，价格立马低于进价，我几个月就亏了1200万，但到了下半年价格就涨回来了。

我不怕亏，就怕不能交易，3000多万的虾就是现金，现金不流动真的要命。我现在不敢看办公室外面的冰库，因为我的虾全在里面封着。

“只要你简单，很多事也就简单了”

吴黎生，43岁， 调解员

7月5日晚上8点多，我在保定老家接到了新发地领导的电话。他告诉我，新发地马上要“大转运”，请我回去帮忙。那时候7000家商户即将结束隔离返回新发地。此前，市场为了保证安全，销毁了所有的生鲜、蔬菜和水果。为了弥补商户的损失，新发地在7月8日邀请商户返回市场核算损失，这一天又称为“大转运”。

协调工作并不好做，是烫手的山芋，其间的利益错综复杂，商户虚报损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同样大的仓库，有商户上报的损失是9000块钱，也有商户上报的损失高达26万。当时负责核算的工作人员知道水分太大，但因为身份的关系，不好直接挑明。让商户提供票据和实物照片，对方又拿不出来。找到我的时候，问他仓库里放的什么东西这么贵，商户说是藏红花，但藏红花根本就没有被销毁过，那个商户听完马上就走了。

还有的商户，报了26万货损，最后只核实18万；报了15万货损，最后只核实3万。他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闭市两个月生意清零，都想减少损失。

当然，也有无奈。“大转运”第一天下午，一对50多岁的老夫妻找到我，说账本丢在仓库里找不到了，上面记着采购商的欠款。他们不懂电脑，所有来往账目只能靠手一笔笔记在本子上。连续五天，他们都一次次找我，请求帮忙找账本，到最后嗓子几乎都喊哑了。我很同情他们，因为一个月过去了，账本很可能随着商品被一起清理掉了。最后在调出来的监控里，我发现账本果然已经被毁掉了。而我后面的工作，就变成了如何安抚这对老夫妻。

其实新发地最开始找我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刻答应。当时在老家保定，我个人投资的两家市场必须落实防疫工作。另外，花乡桥（新发地所在地区）当时依旧是高风险地区，这意味着我返回河北又要隔离半个月。我算过一笔账，来北京协调至少要一周，加上隔离半个月，我有20多天没办法处理保定的市场。

但在新发地，我也经营着3800平方米的门面，分租给了22个商户。如果市场不能尽快恢复，他们也会受影响。再加上在新发地做了十几年生意，多少也有些感情，所以最终还是答应帮忙。

我也清楚，自己做的事得罪人。有商户就私下对我说：“公家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但做人凭良心，只要你简单，很多事也就简单了。

“15个女生睡在100平米的办公室”

李璐，29岁，信息登记员

6月16日，新发地在大兴附近搭建了几百亩的临时交易区，我负责安检。每个人都穿戴着厚厚的装备——医用口罩、手套还有护目镜。

那几乎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温度常常在38度徘徊，这也给我们作业带来了难度。因为护目镜太厚，往往不到半个小时里面就充满了雾气，跟人说话时我们常常是看不清的。

口罩也是医用的，高温下汗水很容易顺着人中流到嘴里，味道咸咸的。流汗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等到嘴里突然出现一股咸味时，你才知道，流汗了。

我在新发地负责门口往来人员及车辆信息登记，6月12日晚上我跟很多人一样在广场隔离。6月13日早上9点，新发地紧急联系了周边的餐厅准备快餐，乌泱泱的一群人排成了三队领餐。我粗略估计了一下，每个队伍至少200米长。

排队领餐时，大家都很自觉地间隔一米。有人在领餐时还不断地问：“我的菜什么时候可以卖？”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

隔离期间，有两层楼的会议室被当做临时的宿舍。会议室没有床，老板椅倒很多，三四把椅子拼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床。即便是椅子，一躺下去也立刻睡着了。

但最难受的还是夜里翻身，因为椅子边沿是凸起的，每次翻身都硌得慌，我的睡眠又比较浅，基本上一晚上会醒四五次。办公室周围都是树，到了夜里蚊子又很多，我常常睡不好。我们15个女生，挤在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6月25日搬进宿舍前，我们在办公室睡了12天。

在坚守工作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外界的非议。因为疫情，有些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新发地。

一次下班回租住的房子，我穿着工作服碰到同小区的人。迎面相遇时，能明显感受到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怪，他们尤其会盯着工作服上“新发地”三个字。我当时有争辩的冲动，后来想想算了，争辩也无济于事。再说疫情期间，是我们一直在保障大家的菜篮子，这点自豪是夺不走的。

现在终于复市了，想想之前的苦和累，一切都值得。对我来说，如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躺在席梦思的床上，睡上整整一天。

后记  

在新发地采访期间，亿邦获悉，继8月15日部分复市后，9月6日铁路桥以北区域也将复市营业，这标志着新发地市场将全面营业。

复市前，新发地已经帮扶了11700多名隔离人员。现在每天蔬菜水果的供应量是1.5万吨，预计国庆节之前就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供应水平。

新发地历史上并非没有经历过大考。2003年“非典”期间，农产品价格飞涨，新发地临危受命，稳定了北京菜价；2010年华北暴雪，多条高速公路被迫关闭，蔬菜进京受阻，新发地再次解决了北京菜市场的燃眉之急；今年疫情初期，新发地依然是北京菜篮子的保障。

如今，商家开市，货物往来，疫情带来的短暂阴霾已经散去，一切都在重启。

（应采访者要求，以上受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