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须自救

巨大的蚂蚁困在浓稠的蜜糖里。

12月24日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同日，蚂蚁集团发布公告，称收到监管部门的约谈通知，约谈将在近日执行。

在蚂蚁上市前夕，最为风光之际，我曾写过：“晴朗的天空上仍有两朵小小的乌云：监管风险和隐私安全。”

如今，大棒已至。 

漩涡中心，隐私安全这种看似“政治正确”的命题似乎早已无关紧要。

但金融的核心，在风控。 

科技金融的基座，是大数据。 

大数据的隐患，在“数字霸权”。

环环相扣。

如今的蚂蚁，唯一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只能在“隐私保护”。

一、隐私赋能 

除了人们熟知的支付宝、余额宝业务之外，蚂蚁集团所包含的业务要更加庞杂。

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以支付宝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包含支付、信贷、理财、保险、创新业务在内的生态体系。

它坚称自己是“金融科技企业”而非单纯的“金融机构”：在to B业务方向，蚂蚁集团推出了大数据风控、金融云、区块链等方面的技术输出。

此外，它还是一家投资帝国。从成立至现在，蚂蚁共计197次投资出手，范围从金融到全球化布局到国内支付场景均有覆盖，饿了么、哈啰单车、百胜中国等知名企业均在其资本触角之中。

金融、科技、投资完美咬合在一起，构筑了华丽而雄伟的蚂蚁殿堂。

而基座就是隐私。

早在2015年马云就公开讲到：“十年二十年后，最珍贵最稀缺的资源不会是石油，而是大数据。”

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蚂蚁集团近年来围绕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挖掘，具体可归纳为六大类。 

1、信贷服务，提供基本数据模型替代传统的风控手段。

2、理财服务，类似于抖音的内容推荐算法。用精准营销的智能推荐，应用到余额宝中的各项理财产品中。 

3、安全领域。大数据去做帐户，基于数据的方式去做帐户安全监控，交易追踪，以及反洗钱领域。 

4、征信领域。将大数据补充进评分卡的信用模型，将非借贷数据如日常支出，消费频次和消费习惯，收入情况等应用到信用这个领域，进一步扩大信用服务的范围和信用数据的使用。 

5、客户服务领域。智能客服，以及客户服务异常监测的应用。 

6、保险领域。同样侧重于风控环节。包括基本的欺诈风险识别，也可以把过去保险传统的精算模型，加入用户特征等新的维度。可以应用到车辆定损、通过数据源识别人的基本健康特征（如监测步数等），识别骗保。

学界将大数据的来源分为四类，分别是：网络、移动智能终端（手机平板等）、物联网终端（公共摄像头等）、科研。

显而易见，数据来源中不少是个人数据。人们常说的数据赋能，从这一层面来讲其实也可以说是隐私赋能。对蚂蚁集团来说，广大用户的个人隐私，其实就是其长久以来发展所依赖的重要生产资料。

众所周知，蚂蚁起家于“小”。 

马云曾形象地解释：“我们只做金融的毛细血管。”重点服务于各类小用户。

2010年成立的蚂蚁微贷业务，在其招股书中我们可以看到，2020上半年，微贷的收入首度超越支付，收入占比接近40%，且比支付高出3.5个百分点。 

也就说，微贷已经超越支付，成为了蚂蚁的最核心业务营收来源。 

该业务被当时的CEO彭蕾称为“纯互联网的、纯数据化的运作方式”。

彭蕾举例说，一个淘宝卖家在网上卖了东西，其所有的信用体系、销售情况、客户浏览量等情况，将被全部掌握。之后阿里就根据这些数据对商家进行授信，三五万到二三十万不等。

当商户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在后台只要点一个按钮，钱就可以在几乎两秒的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到账。

彭蕾（左）

事实上，金融的核心就在于风险控制，而对蚂蚁集团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企业来说，风险控制的核心就在于对数据的掌握，也就是相关用户的隐私摄取。

在应用层面，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产生的实际效能已然让我们看到这一技术的先进性。

对企业而言，通过个人数据的利用，企业可以快速定位目标市场，进一步挖掘市场需求，帮助其创新产品与服务。

此外，在社会治理、智慧城市、内容传媒、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中，足量的个人数据也将帮助相关从业者脱离逻辑分析，只依靠统计分析就可以迅速定位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因此，基于技术保守主义的“一刀切”绝非本文之意。

只是我们必须看到，面对日益增长的数据需求，在没有相关顶层设计的背景下，个人数据被滥用日渐猖獗，黑市交易也在需求的诱发下普遍存在。

面对这一供需矛盾，能否发展出更完善的隐私规制，可以说将在未来决定相关产业的生死去留。

二、蚂蚁的努力与未竟 

蚂蚁很清楚隐私保护的重要性。

在此前卷入的“李开复/旷视人脸识别数据”争议中，蚂蚁在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称：“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蚂蚁的生命线。”

在此之前，蚂蚁也设立了首席隐私官，成立了隐私保护办公室等行政机构。

在其对外发布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白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蚂蚁在数据采集上遵循了“最小够用”原则，建立了细粒度的权限控制。并且将“不要替用户做主，不要滥用数据，不要采集来历不明的数据”总结进了三要三不要原则。

可以说蚂蚁集团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痛点，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但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的是，这些行动很大程度还停留在原则性层面上，试图通过单方面的“自律”来解决这一系统性问题，而缺乏一种相应的顶层设计。

在探讨蚂蚁集团与隐私安全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清个人数据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差异和联系。

个人数据相对好理解。就是与个人相关的一切信息，在本文中则指用户在互联网中主动或被动留下的痕迹，数据涵盖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内容。

而关于“个人隐私”的界定，每个人心中则都有着不同的概念。

学界将隐私的概念则定义为“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信息。”其主要特征为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不愿他人干涉，或不愿他人侵入的个人领域。

以得痔疮为例，有的人不愿让任何人知道（匿名的权利），有的人则不在乎他人知道不知道，但不愿他人干涉（不要给我推送相关广告），而有的人可以接受被得知，也可以接受被干涉，但不能接受你得知他有痔疮后，就悄悄提高了网约车的价格（侵入）。

三者尺度不同，但均在隐私保护的讨论范畴之中。

学者Hoofnagle指出，个人数据是在线广告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企业通过免费服务搜集个人数据进行分析并交易，隐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国内，以抖音为代表的，在线广告占到其营收大头的互联网产品，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在Hoofnagle看来，数据搜集方应告知用户其数据利用方式和收益情况，而用户在提供数据时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但对蚂蚁集团来说，情况显然要更加复杂。事实上，人们在谈到隐私问题时，常常将诸多不同的使用方式混为一谈，进而导致在沟通上的鸡同鸭讲。

在此前我们已经达成共识：“隐私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生产资料具体的应用途径，来将其进一步分类：

第一，用隐私兑换刚性服务。

即不提供隐私，相应的服务就无法继续交付。对应在蚂蚁生态中，就是“我借钱给你，你得接受我的风险控制”。此外，智慧医疗，AI教育，政务管理等领域中的诸多服务交付，都必须以用户让渡隐私为前提。

这一类型的应用是刚性的，但服务过程中，用户有权拥有匿名权。服务结束后，用户也应拥有撤销权。

第二，用隐私兑换增值服务。

即用户没有预期，但能给我更好。比如“优先派车”、“产品内测”、“活动参与”等诸多福利。

这一类型的应用大都是互利互惠，是大多数人可接受并值得提倡的。但前提是自主自愿，也就是学界所说的信息自决权。

第三，用隐私兑换额外利益。

即与用户无关，但对企业方有利。比如前文提到的在线广告业务，个人信息黑市交易。需特别指出的是，此处的“利益”并非单指金钱收益，在此前引起争议的“旷视事件”中，倘若李开复所言非虚，那么蚂蚁集团将用户的人脸信息送于旷视，是做人情也好，是兑换合作机会也好，这些都属于此处所说的“额外利益”。

这一类型的应用可以说是赤裸裸的侵害。如今一个手电筒App都要收集你的人脸和读取短信通讯录信息，我们必须意识到免费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承认，对于隐私保护蚂蚁集团确实做了许多努力，但打开《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白皮书》后，我们翻来覆去看到的只有一个方向：“我会提前问用户的，我一定会弹窗让用户确认的”。

这是不够的，学界认为，个人数据应财产化发展，相关平台主体应通过制度设计，赋予用户信息自决权、信息再转让限制权、撤销权、变更权以及匿名权。这样才能真正平衡个人数据的人格保护与自由流通之间的冲突。

而蚂蚁目前的全部努力，可以说只是在“自决权”这一处打转转。

三、隐私保护是一门生意吗？ 

正如我们所知，打败诺基亚的并不是其当时的劲敌摩托罗拉，造成柯达胶卷困境的也不是另一家胶卷公司。

巨人很难在正面战场被竞争对手击败，真正致命的威胁，往往是来自边缘地带的突破创新。

针对隐私保护的痛点，国外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在实践层面展开探索。

美国的Personal公司就鼓励用户上传其数据，并通过出售数据获利。此外，美国的Factual公司推出了数据超市，日本富士通建立了数据交易市场“Data Plaza”、这些数据交易市场的特点是对全部个人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后进行交易。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九月份苹果公司在iOS 14中更新上线的一项新功能，则无疑是隐私保护领域中的一大步。

在 iOS 14 新系统里，苹果将广告追踪功能做成了一个可开关的隐私选项，任何App试图读取用户的设备 ID 时，都会弹窗询问用户是否同意。

《福布斯》预测，iOS 14 的这个更新，可能会影响全球 800 亿美元广告市场的收入。谷歌、Facebook等以在线广告为主要营收的企业首当其冲。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破坏“行规”的举措，也有人将其解读为苹果在商业战场上的合纵连横。

但是，这种解读依然是停留在静态的零和博弈上。

马云说：“一个企业家要做得久，他每天考虑的大部分事情，都应该是跟钱没什么关系。跟钱有关的都不是战略性的，不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战略决策才是真正的庙堂之策。”

对万亿市值的企业来说，任何动作的发起必然是基于其自身的规划。

比起互相攻伐，互相抢夺市场，科技公司的行为逻辑更像是修自身：设想一个更理想的世界，然后向那走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社会价值，进而收获商业成功。

早在2017 年，库克便将“隐私性和安全性”纳入了苹果的6大核心价值观，而上述举措正是对这一价值观的践行。

这些年来，互联网企业作为社会新兴事物率先开创者，常常会深入到整个社会管理尚未考虑完善的荒芜地带。

就隐私问题来说，前文提到的“个人数据交易”办法，也需要考虑我国刑法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条文。

然而就过往经验来看，如果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尝试，相关的政策法规也都会积极的跟进配合。

在很久之前，幼年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们勇敢，无畏。 

也曾本着创造价值，技术至上的初心一往无前。 

如今枝蔓盛开，根基牢固，先行者变成了守利者，光脚的穿上了金靴子。

创新的力量，从下至上驱动的社会是充满活力的。

但倘若科技企业不再能代表更加进步的方向，反而冲向收租食利。

那么，有理想的政党自会肃杀着面孔，帮你“体面”。

蚂蚁集团的最早雏形支付宝面世的时候，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电子支付牌照也并没有放开。

但马云还是走出了那一步。

2004年，在大佬云集的达沃斯论坛上，马云还是个小角色。 

参与讨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后，马云终于下了那个犹豫许久的决定，在当晚就打电话给国内的同事。 

“立刻，现在，马上启动支付宝。”马云说。 

“如果要坐牢，我去。”

那是一个冬天，瑞士大雪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