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制造业产业转移对我国航空物流的影响

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疫后复苏的重要引擎，促使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表现频频超出预期，但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事件裹挟各大区域经济体纠缠其间，全球产业链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航空物流也发展面临较大风险。

01、我国制造业转移历程

我国首轮产业转移潮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彼时我国人口红利见顶下行，对外加工贸易和出口亦达顶峰，资本出于逐利目的开始寻找并开辟其他低成本国家。人力成本极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南亚便成为首选。2010年越南替代中国成功为全球运动品牌耐克的第一大代工基地，成为产业转移的标志性事件，我国的纺织、家具以及消费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自此开始缓慢向越南迁移。在电子产品领域，我国企业在2018年至2021年集中向越南转移。

2000-2021年越南航空贸易重量和价值量

从越南航空贸易重量和价值量看，其在2010年后，呈现明显的快速上升态势，2010-2014年的年均增速达到22.89%，同时航空贸易的单位价值量也在2011年后突破100美元/千克，2019年后，受益于电子产品贸易量的增长，越南航空贸易单位价值更是突破了200美元/千克。但是考虑越南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以及GDP，其外贸产能已经全部释放，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土地与劳动力优势式微，不太可能成为我国产业链的整体承接者。由于产业链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越南更可能成为我国的产业链合作者。

2000-2019年越南航空贸易单位价值量（美元/千克）

除了越南外，近几年柬埔寨、缅甸等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也出现了上升的势头。为吸引外商投资，柬埔寨、缅甸政府在税收减免、政策奖励上不遗余力，外资企业经过柬埔寨投资发展委员会认定相关资格后，就可以免除1年的进出口税、免除3-5年的企业所得税；如果企业入驻柬埔寨经济特区，免税期可以延长至9年。缅甸政府于2012年颁布了外商投资法案，对在缅甸的外国投资项目，制定了一系列免税权和优惠权并沿用至今。尽管基数尚低，但2022年以来柬埔寨的出口增速已超过越南，其中美国是柬埔寨主要出口国，而我国则是柬埔寨的最大进口国。柬埔寨已成为继越南之后，又一个我国企业加工贸易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可以说柬埔寨正在复制越南十年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承接我国的低附加值产业，并获得快速成长。除了柬埔寨，缅甸也是我国制造业出海设厂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享有美国、欧盟和日本给予的GSP待遇。但对于处于产业链发展起步期的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其供应链几乎完全不具备弹性，响应能力滞后、市场不确定性高，应强化制造业企业和航空物流企业海外安全风险的评估能力，审慎布局物流园区和货运航线，降低不可抗因素对我国航空物流供应链的影响。

相较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印度与我国在供应链上呈现的却是竞争关系。印度一方面以国内巨大市场为诱惑，另一方面利用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土产业。从2014年开始，印度多次上调进口手机及电子元件关税，迫使外资企业转向本地生产，以打造本土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2015年前后，我国资本掀起一股去往印度的热潮，小米、魅族、vivo、一加、OPPO等手机厂商等高科技产业纷纷到印度投资建厂，上游供应商的印度工厂也陆续投建投产，此后一段时间，我国出口至印度的高科技产品重量逐年攀升，从2014年的22.7万吨增长至2018年的45.2万吨，并于2021年达到60.7万吨，2014-2021年的年均增速达到15.07%；2021年，半导体约28.1万吨，占比接近一半。其中，通过空运方式出口的高科技产品重量从2014年的49780吨增长至2019年的78592吨，2020年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但2021年已恢复高速增长至81558吨，2014-2021年的年均增速仅为7.31%，空运方式占总体的比重自2014年的21.7%下降至2021年的13.44%，电信产品、电脑相关产品是中印航空贸易的主要品类，而半导体占比仅为16.5%,半导体运输需求的增量多由其他运输方式承担，可见尽管中印间高科技产业的上下游配套逐步完备，但中印间的航空货运尚未充分服务印度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2014-2021年我国出口至印度的高科技产品重量（单位：吨）

 2014-2021年我国空运出口至印度的高科技产品重量（单位：吨）

2018年是我国产业转移的另一个重要时点，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战，对我国先后加征了四轮“301关税”，其中三轮对我国价值共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高关税，领域集中在制造业，包括航空、信息与通信技术、机械与电子产品、服装、皮具、棉毛织物等主要出口品类。一步拉高的关税几乎将我国服装、家具等行业的微薄利润抹零，诸多工厂不得不将组装厂搬至海外。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区域贸易协定，部分商品在三国间免除关税。由此，墨西哥成为我国企业新的产业转移目的地，一方面墨西哥劳动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出于物流便利的考虑，由其陆路运输进入美国的成本远低于我国经空海运输至美国的成本。

可以说，在中美贸易战之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多是为了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主动布局，以缩短产品从“工厂”到“货架”的距离，但是贸易战后，我国企业多为被动布局，出于避税以及物流等原因将面向北美市场的产能转移至墨西哥，面向欧洲市场的产能转向至土耳其、波兰、保加利亚等，面向周边市场的产能在东南亚、南亚深化布局。产业区域化布局正在逐步替代过去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下的产业链全球化，世界正在形成北美、东南亚、北非等新产业集群中心。

02、我国制造业转移趋势

（一）制造业转移趋势不可避免

我国的产业转移趋势，难以避免地与中美关系休戚相关。早在2021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就签订了《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旨在将印度打造成为我国的主要替代生产地，受政治风险以及经济因素考量，惠普、苹果、戴尔等纷纷在印度布局新的供应链。2022年9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有关印太经济框架贸易支柱（IPEF）的谈判目标，其谈判重点包括加强供应链弹性、确保更具包容性的贸易政策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以保障IPEF国家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获得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2022年10月6日，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下设的“芯片指导委员会”首次讨论《芯片与科学法案》实施计划，指出了半导体领域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芯片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此后2天，美国又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共设立三大目标，分别是开发和实施先进的制造技术、培养先进制造业劳动力以及建立制造业供应链弹性,试图推进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

不仅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在疫情发生后，针对包括医药、芯片、大容量电池、稀有矿物等都有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或寻求近岸合作，希望将供应链迁回本土或邻近盟国。对于这些产品供应链的变动和脱钩，短期之内我国并没有办法非常有效地化解和阻挡，全球关键产品供应链的在岸化与近岸化是不可避免的。

（二）新兴制造产业集群短期内难以对我国形成完全替代，并会对我国产生大量需求

新产业集群中心正在兴起，但较完备的工业与物流基础设施、熟练劳动力、良好的社会信用水平以及超大的国内市场仍是我国相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传统优势，无论东南亚、南亚还是墨西哥，仍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环节为主，且在不同程度面临产业链不完整、劳动力效率低下等问题，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短期内难以对我国形成完全替代，高科技产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航空贸易的主要品类。

东盟国家在承接部分全球生产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我国产品的大量需求，近两年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始终维持在较高增速，2019年、2020年，东盟先后超越美国、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5个月，我国对东盟贸易总值2.37万亿元，增长8.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8%；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12%，贸易顺差3309.2亿元，扩大50.6%。RCEP今年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势必进一步深化，其中中间品的贡献接近70%。未来我国出口韧性，也将更多依靠中间品作为支撑。近期欧洲能源问题带来的供给缺口有望继续拉动我国出口贸易和航空物流增长。俄乌冲突后，欧洲深受原材料供给短缺和能源价格高涨的桎梏，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对东盟和我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前者主要为机械电子和轻工纺服，后者主要是机械电子和化工产品，而东盟在向欧盟出口更多机械电子的同时，也意味着需要向我国进口更多机械电子相关的产品。尽管我国海外出口需求呈现多元化的层次和局面，但目前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航线网络布局仍有不足。

03、启示与建议

对于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而言，应综合考虑我国面向不同国别产业链转移情况，产业链互补水平、当地市场规模与贸易潜力等因素因国因地施策，尽可能维护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

以越南等承接产业链相对较多、时间较早的RCEP国家为关键点，一方面，加大海外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力度，通过政府间、企业间、资本间多方合作，共同推动布局建设、战略投资或长期租赁一批海外货站、临空产业园区、物流工业园区、跨境转运区等海外锚地，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离岸加工和跨境电商，增加回程固定货源比重，强化与越南的产业链深度嵌套，构建国际物流供应链节点网络；另一方面，在RCEP框架下，推动原产地规则、投资负面清单等主要内容与国内自贸区制度相互融合，推动检验检疫标准、经认证的经营者率先实现互认合作，积极开展基于数字化的国际贸易规则探索，实现国际航空物流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加快推动国际供应链全流程的透明化改造。

以墨西哥、土耳其等承接我国面向美欧产能的国家为突破点，一方面，适时加快第五、第七航权谈判力度，支撑我国航空物流企业在墨西哥、土耳其等国设点布网；另一方面，鼓励航空物流企业积极嵌入当地产业链条，在海外货站建设、配送网络建设、货源集拼、通关清关等环节与制造业企业加强合作，提升定制化物流解决方案的能力，为我国出海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航空运力资源保障，共同开发新兴市场潜力。

以柬埔寨、缅甸等产业链承载能力有限且不稳定性较高的国家为机会点，借助行业协会、产学研合作平台等，建立健全统一的海外风险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对黑天鹅、灰犀牛以及突发事件引致的“次生灾害”的预测预警、跟踪研判以及信息共享，强化航空物流企业海外安全风险的评估能力，探索发展服务贸易、离岸加工和跨境电商等模式的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降低不可抗因素对我国航空物流供应链的影响。

以印度等与我国产业链呈竞争态势的国家为节点，我国与印度在产业链上有一定竞争关系，因此建议审慎考虑建设投资当地临空产业园区、海外货站等海外锚地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考虑印度是人口大国，有强大的内需市场，且由于存在落差，印度急需中国的供应链和产能，因此短期内印度对我国具有较强的航空物流需求，然而印度市场可能存在回程货源不足的问题，导致和我国航空物流企业开通航线的积极性不高，鉴于我国与印度的货运第五航权安排已完全开放，应推动我国航空物流企业积极使用第五航权，争取打入印度乃至中东的航空物流市场。